数十家“小饭桌”养老点被关停背后:一个县城老人们的养老“疙瘩”

咱们华北一个县城,李花大姐开了个养老的小地方,就像咱们农村的“小饭桌”一样,照顾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。开了三年,好好的,四月份突然就不让开了,说要“整顿”。住着的老人家,让屋里人赶紧领回去。

李花大姐跟这些老人家处出感情了,想起送走那天,眼泪包在眼眶里头转。多数老人都走了,有个老人家送回屋里,家里没人照顾,磕着碰着了,又送回来了。有个老人家四月底听说要搬走,一直紧张得很,说啥也不去,说在这里待着挺好的。

不光李花大姐一家,这个县城好多这样的小养老点都接到通知,说要关门整顿。有人拿了个表格给我看,上面写着几十家私人办的养老地方都要停业,三百多个老人家受影响。

这些养老地方跟那种大的公家养老院不一样,一般就住十几二十个老人家,地方就是农村的自建房,或者是县城小区楼下的铺面,大家就叫它们“家庭式养老院”。这几年在咱们这兴起来,因为方便,价钱也相对便宜,周边的村村寨寨的老人家都愿意来。

但是,这些地方方便是方便,很多都没啥“名分”,这次被整顿的,有的没得证,有的消防又不合格。有个开了好几年的养老点,收到停业通知,说它没登记也没备案。

现在是老龄化越来越厉害,县城里的养老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为啥这些“小饭桌”养老点在一些县城这么受欢迎呢?咋个才能让这些小小的私人养老地方正正规规地开起来,帮衬一下公家养老院的不够用呢?最近,有人专门去他们那里看了看。

这个华北县城遇到的问题,可能就是很多县城养老难的一个缩影。

“不准开了,要好好整顿”

李花大姐跟我说,她那个养老点原来住了十几个老人家,多数是半瘫痪的。都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介绍来的,平时就她跟她男人,还有请的护工一起照顾。

她房间电脑里装着各个房间的监控,方便看老人家的情况。最不放心的那个老人家,李花大姐就让她跟自己住一个房间。我去的那天,屋里还有两位老人家,李花大姐能说出他们的脾气,跟家里人关系咋样。

看着现在有点空荡荡的房间,李花大姐回忆说,原来老人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,坐在客厅里聊天、打扑克、晒太阳。有的老人家手冷,别的老人家就拿热毛巾给他敷。有的老人家喜欢吃零食,大家有好吃的都想着给他留点。

采访的时候,有个还留在那里的老人家很焦虑,李花大姐就拍着她的背说:“我不离开你,咱俩是好朋友嘛”。老人家小声说:“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”。

同一个县城的温馨之家民宿院也被通知要停业整顿。老板郑志杰通知家里人来接老人家,有的老人家走的时候舍不得,抹着眼泪,有的老人家不愿意走。

为了开这个养老民宿院,郑志杰跟朋友投了差不多五十万,在农村租了房子,又扩建又装修,买了些设备。她想着以后自己也在这里养老。但是因为是农村的房子,没办法按规定登记成养老院,郑志杰就把它叫做民宿院,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住宿和餐饮。

郑志杰说,开了两年,消防来检查过,让买灭火器,买了;工商局来查卫生、消毒柜、留样盒,都按标准做了。他们有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。

当地管民政的部门四月十四号下的停业整顿通知书上写着,温馨之家民宿院没办理养老机构登记、备案,就自己收钱、住老人家,属于非法运营养老机构,责令马上停业,必须把住着的老人家好好安排好。

前面说的那个表格里,这个县被要求停业的私人养老机构情况都不一样:有十四家没得营业执照;二十二家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以搞老年人养护服务,或者护理机构服务(不包括看病);有两家是民宿。

这些地方的房子也不一样。有的比较简陋,屋顶是彩钢瓦做的;也有的看得出来专门弄过适合老人家住的样子,比如厕所里马桶旁边有扶手,有好几个门方便遇到事跑出去。

这些年兴起的几十家小小的养老地方,说明当地养老的需求确实增加了。但是,到四月份整顿的时候,这个县除了四家公家办的养老院,一家正规的私人养老院都没有。

这个县的一个副县长跟我说,十张床位以下的小养老点想要正规,消防设施要合格,要有消防通道、救援设备、灭火工具,管理也要规范,还要有食品安全许可证,在民政部门备案。

小养老点为啥难过消防关?

我跟湖北大学的一个博士后陈璐说了这个县城整顿养老机构的事情。她以前调查过很多小作坊式的养老院,她跟我说,现在消防要求高得很,(小作坊养老院)不可能百分之百合格,而且弄合格的成本肯定很高,现在养老院主要就是房子和消防安全这两方面的要求。

她说,有个县民政局的人跟她讲,老房子改建的养老机构,在房子手续上可能没有土地证、房屋准建证这些东西。这些手续要是盖房子的时候没有,后面也很难补办,除非推倒重新盖。没有这些手续,消防也很难弄。

中国消防协会的一个专家许传升跟我说,农村的自建房要改成私人养老机构,要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,包括安全逃生咋个弄,房子耐火等级要多高,要有啥消防设施等等。

当地有个老板跟我说,他当时注册了营业执照后去民政局备案,人家说他规模不够,没给他备案。县城有个养老机构,所在的小区没条件安装消防自动喷淋系统,所以消防过不了关。

许传升解释说,喷淋系统造价比较高,每个房间都要铺管道,还要有消防水池和水泵房,县城里的民房基本没得这种装喷淋的条件。

关停之后,老人们去哪儿了?

要整改,这些小小的养老机构老板就赶紧给老人家属打电话,有的老人家被接回了家,家里人暂时不出去打工了,在家照顾老人家;有的请亲戚帮忙照顾;有的把老人家送去了公家办的养老院。

李花大姐跟我说,当地相关部门跟他们这些护理人员商量,让他们去公家养老院上班,原来收老人家两千块钱一个月,交给公家养老院一千块钱,算是租场地的费用。但是李花大姐觉得这样的话,“我把家也丢了”。她说她男人不会跟她一起去,这让她很为难。

据当地民政局的头头介绍,县里有一家比较大的公家办的养老院招收社会上的老人家,还有三家民政服务中心以前只收五保户的老人家(就是农村里没得劳动能力,又没得经济来源的老、弱、孤、残的农民)。为了配合这次整顿,这四家公家养老机构这次都开始接收社会上的老人家了。

“我们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,等消防整改好了之后,如果老百姓愿意回去的,再回去”,这个县的一个副县长说。

一个县城的老龄化

这个县城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,公开的信息显示,这个县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有七万多,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多。

当地有个老人家属于凯,他跟我说,当地很多家庭都是年轻人为了生活,为了娃娃上学,两口子都出去打工了。如果老人家不能照顾自己,就只能送去养老机构。

年轻劳动力出去打工在村村寨寨更普遍,农村地区需要养老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

据民政部门的数据,现在咱们国家差不多有三千五百万失能的老年人,占了老年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左右。二零二四年,武汉大学搞了个“中国老年健康报告”,里面说农村失能的老年人比城市多。

据采访的人说,当地有的家庭式养老院开了六年多了。我查了一下工商信息,发现当地不少这种机构都是最近三年开办的。

跟那些到处开花的家庭式养老院比起来,这个县以前唯一一家招收社会老人的公家养老院反而没住满。一个副县长解释说,以前老人家不愿意去养老院,想在家里养老,送老人家去养老院的子女也可能会被人说不孝顺。

我实地去看了一下,发现老人家和他们家里人更多的是考虑经济这些方面的问题。

农村的老人家严柱国六十九岁了,去年做了腰椎手术后腿脚不方便,在家里摔倒了没人扶,子女把他送去了镇上的一家家庭式养老院。算上低保和养老保险,老人家一个月能拿到两百多块钱。住养老院的费用是他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和女儿出的,一个月两千块钱。

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夏柱智一直关注农村养老的问题,他调查过农村老人家收入的情况。“中部大多数县城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,农民能领到的养老金一般不超过两百块钱一个月”。

另外,据这个县二零二二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,农村居民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万二千多块钱,平均到每个月是一千块钱左右。

当地有个老人家属于凯跟我说,他老爹差不多瘫痪了,不能自己照顾自己,之前在私人养老院一个月收费两千二,这次整顿后只能送去当地的公家养老院,原来的价格一个月三千七,有低保加上最近的扶持政策,补贴七百块钱。补贴后的费用还是差不多他一个月挣的钱。

当初给老爹选养老院的时候,除了考虑价钱,于凯还觉得公立养老院没有私人养老院活动的地方大。在私人养老院,老人家可以在村子里活动,可以推着轮椅出去逛逛。

老人家属陶玉霞说,“(家庭式养老院)是平房,农村人住平房住习惯了,喜欢有花有草的地方,出去晒太阳比较方便”。当地有个老板跟我说,县里的养老院装修得好,“跟宾馆一样,老人家觉得不是家的感觉”。

农村老人家跟城里老人家养老的需求不一样。

学者陈璐在一篇文章里提到,跟城市比起来,农村养老市场需求的特点包括:需求是必须的,“万不得已才会选择到养老院”;需求很分散,农村地区人少;需求有乡土味,代表的是跟城市不一样的一整套生活习惯。她觉得,农村养老市场实际上就是“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的有限市场”。

陶玉霞觉得家庭式养老院的老板好说话,老板跟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。

在严柱国以前住的那个养老院,老板江月以前在医院做过护工,最开始是因为有个亲戚跟自己的妈妈需要照顾,就开了养老院,想着能多挣点生活费,办了个经营证。

老人家严柱国觉得那里“生活不错”,早上喝稀饭、奶粉,吃鸡蛋、烧饼,午饭和晚饭每顿有四五个菜。他跟其他老人家聊天、“顶牛子”(一种像麻将一样的游戏)、打扑克,想回家就开三轮车回去。过年的时候,留在养老院的老人家就跟老板两口子一起吃年夜饭、放鞭炮、吃饺子。

在同一个镇上的另一家家庭式养老机构,老板给我看了正月十五的时候,她推着轮椅上的老人家去看扭秧歌的视频,还有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子上吃年夜饭的场景,她烧了一大桌子菜。

老人家自己的选择

陶玉霞跟我说,当地人“不愿意(送老人家)去(公家养老院),管得跟当兵一样,大门一关,不让随便进出,一天放风两次”。我四月底去看当地两家公家养老院的时候,两家都大门紧闭。

一家在国道边上,位置偏远,当地出租车司机跟我说,白天有公交车能坐到那里,晚上没车过去,打车也难。

养老院离家远不远,对很多接受采访的老人家属来说比较重要。这个县总面积差不多九千平方公里,县里的公家养老院离得远的镇有六十公里左右。

老人家属汪月觉得,农村老人家没啥文化,见识少,甚至都没出过村,“你把他弄到县城里去,增加了老人家的精神焦虑,虽然是同一个县,那不是他的家乡,也算是离开了家乡”。

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夏柱智调查了九个县后,在论文里写道,现在农村养老服务项目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成上面安排的任务,而不是真正满足农村老年人的普遍需求。

说起县城的公家养老院,严柱国老人家不愿意去,他怕护工嫌弃他。他说以前在医院住院,护工给他用开塞露,实际上扔了大半瓶,他还是拉不出来。

他觉得还是原来的家庭式养老院靠谱,自己有啥病跟老板说了,老板就给买药。老板有摩托车也有汽车,去看病方便。在这里住得“舒服”、“随便”,“这里没约束。我要回家的时候,老板会提醒注意安全,有汽车的时候别走,人多你别走,别撞到人家。感觉这里很温暖”。

严柱国记得,有天夜里四点,他肚子胀,睡不着觉,老板半夜给他搬坐便器。这家养老院关停后,他有时候会打电话给老板,让她来帮忙用开塞露。

严柱国跟我说,老板两口子挺热情的,有的老人家拉裤子了,不脱不让洗,想糊弄过去,老板就会说脱了给洗洗,防止有味。老板还请理发师来养老院给大家理发。

王华以前跟严柱国住同一家养老院,在老板江月的带领下,我去他家看他的时候,老人家正坐在一个挖了洞的椅子上方便,椅子下面放了个废桶,江月看到了,麻利地上前帮他擦干净。

王华平时要拄着拐杖走路,他跟我说,之前住院的时候,听住过公家养老院的老人家说那边的饭菜不好,所以不愿意去。王华说,有老人家天天尿床,老板江月就天天给洗、晾、晒。

从照顾方面来说,老人家属于凯觉得公家养老院是流水线作业,工作人员各有分工。但是在私人养老院,老板管得全面,包括老人家吃喝拉撒,照顾得很细致。

四月三十号上午,以前住在温馨之家民宿院的老人家邹库在电话里跟我说,他是个“多半不能自理”的老人家,现在住的民政事业服务中心跟原来的养老院差别很大,在现在的养老院“脚也不给烫(泡脚),我这脚有病,疼得很厉害。白天有事(喊护工),喊也喊不着,喝点热水都难”。

据他说,原来住的温馨之家一个月收费一千八,现在住的公家养老院(就是民政事业服务中心)一个月收费一千一。

当天下午,我去了邹库老人家住的公家养老院,看见养老院一楼外面站了两排住着的五保户老人家,统一戴着黑帽子,穿着黑衣服。

邹库老人家八十四岁了,躺在床上,床边靠着他带来的木头拐杖。护工站在他对面。这时候他说的话跟电话里抱怨的有点不一样了。

问起护理,老人家说,“我来到这,是这位女士护理我,”他看向护工,“叫一声就到了”。他说自己刚来感觉有点不习惯,等时间长了就好了。

我提起邹库老人家原来住的温馨之家,他说,“我两个脚肿得连袜子都穿不上,郑院长天天晚上给我弄水泡脚,帮我消肿,袜子才能穿上”。在这里,他是四月二十四号搬过来的,提过泡脚的事情,没人给他泡。

于凯的老爹这次被送去了收费更高的公家养老院。于凯跟我说,送去后,养老院那边说新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找不到了。他去看老爹的时候,没找到哪个是专门照顾他老爹的护工,买的尿袋也不知道交给谁。

农村“简单养老”的可能

学者陈璐觉得,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安全,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是,安全责任压力太大,以至于把老年人的需求空间挤压了”。

关于安全,老人家属陶玉霞跟我说,她在意的安全是老人家别摔着碰着了。她家的老人家拄拐杖,住的家庭式养老院是平房,没有楼梯,她觉得平地安全。有个老人家属觉得,要是遇到火灾,高层的养老院没有平房养老院好疏散。

学者夏柱智认为,在农村改造民房,或者利用村里的闲置村委会,很难适用城市里那么高的消防标准。一般的监管思路就是避免风险,要求按照城市标准,没做到位就不给发证,不敢批准小作坊经营。但是忽视需求反而会让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更不安全。

夏柱智觉得,养老规划里要有一部分是给社区养老的地方,私人办的小小机构,可以按照社区养老的方式来管理。

许传升从消防的角度建议,以后可以针对小型养老机构出台一些政策,对它们的要求跟大型养老机构的要求不一样。比如办小型的养老机构,做好消防,“可以采取一些既能避免大的风险又省钱的方法”。

首先,同一间民房住的人不要太多。其次,房间的墙最好质量好一点,万一房间里着火了,让火不要蔓延到其他房间。另外,把火源,就是用电、用火这些行为管好。

他建议,如果一个小机构有十几位老人家,可以适当弄一些简单的灭火设备,比如放灭火器、弄简单的喷淋设施。

夏柱智以前提出过“简单养老”的概念,就是说基层组织尽可能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,用低成本、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。

比如湖北的三洲村康乐养老院,夏柱智介绍说,这家养老院是“半开放管理”,养老院同时也是附近村民休闲娱乐的地方。这家养老院刚开办的前三年没纳入监管,到二零二三年,当地民政部门给这家养老院挂上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牌子,还给他们发了合格证。

我去的这个县城的一个副县长跟我说,当地这次整顿不是不让老板们开了,而是需要时间让这些机构完善提高,等整改好了再对外营业。他说,这个县有两家新建的公家养老院验收完就要开业了,其中一家就在严柱国他们那个镇上。

过渡期间,当地对合法养老机构接收老人家提出了扶持措施,包括价格优惠,每人每月减免两百块钱,优惠期暂时定了一年。对低保户里的失能老人家、低保户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、“老年父母+残疾子女”家庭里纳入低保的重度残疾人,给七百到八百块钱不等的补助。

当地正在对特别困难的家庭进行排查、救助,对现有的护理人员优先安排到合法的养老机构继续做护理工作。

四月底的时候,我看到县城原来的家庭式养老院有的房间空了,老板连同照顾的老人家一起搬去了公家养老院。有的养老院里,护理床堆在一起,暂时不用了。

在农村,一些老人家回了家。那天,我正好遇到严柱国老人家坐在三轮电动车上,停在村里超市门口。他在等里面的人帮他拿些蛋糕、点心、方便面出来。

当地的家庭式养老院停业整顿后,他有时候去亲戚朋友家吃饭,有时候就在家吃蛋糕和方便面。他一个人待着的房间里,只听到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。